2025年7月10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哲室研究员陈霞教授做客“西北哲学讲坛”第67讲，讲座围绕“继承前辈传统，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核心命题，从历史演进、反思批判与当代重构三个维度展开了深度研讨。本次讲座同时是彩票平台排行榜
教学实践周线上活动，由张学广院长主持，王宝峰副教授与谈，彩票平台排行榜
师生线上线下共40余人参与。
讲座伊始，通过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诞生历程，陈霞教授梳理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1840年后，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学术体系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亟待革新。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钦定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完整学制，1913年又出台《奏定学堂章程》。然而，这两部重要的教育纲领中均未设立哲学学科，张百熙在《奏请兴办学堂折》中解释，因担忧哲学“空谈天道”可能引发思想混乱，故对其持审慎态度。
针对这一状况，王国维于1913年发表《哲学辨惑》，驳斥“哲学有害论”，强调哲学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主张中国不仅有哲学，更应通过研究西洋哲学丰富自身内涵。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等学者推动下，哲学作为独立学科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制。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规程》明确规定文科设立哲学门，下设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1912年北京大学成立哲学门，彩票投注平台
前身陕西大学堂也于1923年受此影响设立哲学相关学科，这一举措打破了传统经学的垄断地位，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化的开端。
陈霞教授指出，在学科建立初期，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主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旨在将中国传统哲学融会贯通，形成有序的学说体系；蔡元培在为其作序时指出，因古人未提供系统参照，只能借鉴西洋哲学的架构与方法。金岳霖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提出关键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又说：“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冯友兰选择后者，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等框架梳理中国哲学。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同样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区分哲学与非哲学，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西方哲学化”特征。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带来了新的理论范式，也推动了中国哲学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成为主流，如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运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框架分析中国思想流派，将中国哲学的发展视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侯外庐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
在梳理历史脉络后，陈霞教授转入反思环节。首先针对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教条化倾向展开讨论。以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定义为例，这种教条化理解在1957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受到学界质疑。学者们指出，若严格遵循这一定义，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导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社会历史领域无法体现，且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范围过于狭窄。此次座谈会及1978年的“芜湖会议”，推动了对哲学史研究中教条主义的清算，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其次陈霞教授进行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反思。从张百熙对哲学的担忧、王国维的哲学辩护，到金岳霖、冯友兰等学者的理论探索，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始终贯穿学科发展历程。2007年前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愈发深入，部分学者认为以西方哲学框架解读中国哲学存在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了对经学研究的重视，试图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找哲学的根源。这一讨论为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与主体性。
陈霞教授特别提到，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回应金岳霖提出的“philosophy in China or Chinese philosophy”的根本追问。通过对德里达等学者观点的分析，她指出若仅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可能会导致中国哲学失去自身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因此，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吸收西方哲学优长的同时，坚守中国哲学的文化根脉与思想特质。
基于以上历史反思，陈霞教授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构路径。她强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要保持开放的学术胸襟，与其他哲学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与互动。严复、王国维等前辈学者早已认识到，深入了解西方哲学是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前提。2016年“5·17”讲话及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更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这要求我们在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把晋升为世界哲学当作奋斗的目标。
其次，陈霞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心应从“围绕经典”转向“围绕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以经典诠释为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创新与拓展。她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立足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从哲学史的梳理转向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建立能够解释现实问题、回应时代挑战的理论体系。例如，在形而上学领域，杨国荣提出的“具体形而上学”、陈来提出的“描述性形而上学”等，均是结合中国哲学特质与现代哲学问题的有益尝试。
同时，也要从注重“修身实践”转向加强“知识论论证”。陈霞教授提出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生命体验和道德实践，但在概念明晰性与逻辑严密性方面相对薄弱这一问题。她认为当代中国哲学需要提炼清晰的概念和范畴，通过严格的逻辑分析与论证，构建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以提升中国哲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如金岳霖在《论道》中通过“道”“式”“能”等范畴的逻辑演绎，构建了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理论化建构提供了典范。
陈霞教授还提到，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重视以下维度：在思维方式上，深入研究中国人独特的意象思维、辩证思维等特征；在伦理学领域，除关注儒家仁学外，可进一步挖掘“关系伦理”等中国特色伦理思想；在信仰层面，借鉴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的理念，彰显中国哲学中“内在超越”的特质。此外，诸如“功夫论”“情本论”“汉语哲学”等概念的提出，均是构建中国哲学自主话语体系的积极探索。
在报告的尾声，陈霞教授强调，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在继承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世界哲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一过程需要学界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对话中坚守主体性，在创新中延续传统，最终实现中国哲学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自主讲”的历史性跨越。
与谈人王宝峰副教授对讲座内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陈霞教授通过梳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学科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其关于当代重构的思考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他特别针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将问题追溯至2001年郑家栋与德里达的相关论述。在他看来，郑、德二氏反思类属同调，皆指出既往中国哲学研究学理存在“合法”与否的问题。首先，从纯粹历史学视角看，“哲学”是西欧文明的产物，是一种“欧洲形态”的学问；中国哲学是引入西方“哲学”后的现代学问。因此，不存在中国古代哲学及其历史。其次，“选出而叙述之”这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为西方哲学理论“开分店”“代加工”，本质属于“西方哲学在中国”，而非“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本质是在追问中国哲学的学理基础：我们如何做中国哲学，才能既是“中国”的又是“哲学”的？
王宝峰副教授提出，通过反思并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许可以得出“合法的”中国哲学学理公式：C+P=CP(Chinese+Philosophy=Chinese Philosophy)。C即“中国效度”，须以经学为主体，重新确立中国哲学“中国的”根柢；P即“哲学效度”，须“以中化西”地创造性发展西方诠释学，借以实现经学礼义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从而达成中国哲学“哲学的”旨归。
讲座尾声，张学广院长总结指出，本次研讨从形而上学特质切入，通过合法性反思走向体系建构，展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彩票投注平台
哲学学科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西北的重要阵地，将继续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工作，如通过“关学研究中心”挖掘张载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坚守，最终使中国哲学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讲座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圆满结束。
